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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没想到吧 《故事会》还活着

原标题:嘿嘿没想到吧,《故事会》还活着

作者 | 麻薯

《故事会》是什么时候从你生活中退场的?

无论如何,对于一些人来说,它一直存在。比如一位浙江的拆迁户,家里有三套拆迁房,其中有一套专门用来存放两千多本《故事会》。

其实这本杂志仍然在持续地更新、发售,并被人阅读。甚至还有人在怀着热爱和赤诚做这些事情。

编辑部

盛夏的上海绍兴路绿树成荫,是少数阳光不至于灼热的小马路,虽然步行距离就是繁华的商圈,但闹中取静。在这里工作的人,总是要被人羡慕“环境真好”的。

《故事会》的编辑部就在绍兴路上的一座小白楼里。办公室的设施有些老旧了,行道树的枝叶伸到楼上的窗前,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会透进来,让老旧也变得像是一种风格。

《故事会》最近两次出圈,一次是因为《隐秘的角落》原著的作者紫金陈提起,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受到了小时候读《故事会》的影响,“朱朝阳买增高药”的桥段也来自《故事会》封底广告的启发。

另一次,是五条人的仁科,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于是读了大量《故事会》。

五条人专辑《故事会》

编辑部对于这些讯息并不迟钝,甚至还会感到一种微妙的愉快——“总比前些年被凤姐cue要好一些吧?”

外面在发生什么、流行什么,他们全都知道。只是小白楼的里面和外面好像是不同的时间系统,刘宁有时候也感到恍惚,自己怎么就在这里不声不响地度过了十年。

刘宁今年三十五岁,十年前,她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心里一惊:这本杂志居然还活着。

现在编辑部有95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反应和十年前的刘宁一模一样。

纸媒日薄西山,网络四通八达,《故事会》的江河日下,是无需费脑就想象得出的事。

九十年代是《故事会》的“黄金时代”,峰值发行量超过700万册,读者人数超过15亿人次,无论风格与风评如何变化,从数据来看,说是“国民杂志”丝毫不为过。

但如今,编辑部对发行量已经讳莫如深了好几年,刘宁期期艾艾地给了个大概的数字:

“几年前的话,几十万左右吧?这些年应该还在下降的。”

衰老的不只是这本杂志,是一整套关于阅读和传播的场景。

在过去,《故事会》最主要的售卖渠道是报刊亭和火车站,长途火车上乘务员推着小推车叫卖杂志的场景,几乎成了春运回忆中的标配,《故事会》也由此奠定了“农民工返乡必备读物”的江湖地位。

这些年,事情都变得太快了。除了网络传播对于传统故事的冲击之外,报刊亭被取缔、高铁系统覆盖城市,要回忆起上次见到《故事会》实体刊物是什么时候都变得很困难。

现在最主要的发售途径是邮政订阅——但又有谁还在使用邮政系统呢?在这个人们不再写信、不再阅读实体报刊、快递几乎全面取代邮件的今天。

邮政系统倒也上线了一系列线上服务,比如吃货助农、寄收快递、便民缴费。几乎每一样功能都找得到更为人熟知的替代品。

订阅杂志可能是唯一不太能找到替代项的业务——只要那些杂志还有读者的话。

但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尽管已经经历了时代的好几轮冲刷,《故事会》仍有几十万读者,正是这些读者的存在,使得这本杂志仍然能够自负盈亏。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舞台,还在继续演出,并且始终有观众捧场。

这些读者不存在于大城市、CBD、高薪高收入的人群,他们存在于十八线县城、留守的小镇青年、快递送不太到的地方。他们仍然喜闻乐见那些朴素易读的故事,不计较它是否曾有一个更辉煌的过去。

刘宁曾接到过中学生打到编辑部的电话,对面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过去的故事这么好看,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好看了?

她回复说,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

写作者在大量流失。影视行业是一个来钱快的转向,那些曾经可以写出跌宕情节的作者,有许多转行做了编剧。

现在剩下的写作者,以公务员、老师、学生群体居多,他们有时间、有讲述的欲望,并且正好够不到更加“高大上”的媒体平台。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故事会》上,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高兴。

“东北、河南、山东一带的作者特别多……我知道东北文艺复兴,不过我们的作者很少写这类现实主义的题材。东北作者好像尤其喜欢写闯关东的故事传说,可能也是在怀念某种往日的荣光?”

工作到第十年,刘宁显得心平气和:“有时候看看这些稿件里的故事,会觉得这才是真的中国。而那些所谓大城市精英的视角也挺狭隘的。”

她自小读的是上海老牌名校,非常洋派。小学老师教英语,已经在教同学们长大要成为“ladies”和“gentlemen”。从小到大,她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是同一批人,一路念名校,前赴后继奔跑在迈向社会精英的道路上,进大公司成为高层,年入百万的比比皆是。

刚工作的时候,她会退回那些她觉得“太假”的稿件。怎么可能,现在还有村庄仍然在靠媒婆说媒?怎么可能,六千块在故事里会是一笔比天还大的巨款?

作者回复她,这就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

后来她认识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中东学院的系主任盖玛雅。盖玛雅是研究了《故事会》多年的学者,她某年出席笔会,发言说,我们何必用精英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故事会》?这些故事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趣味和价值观念。通俗文学,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刘宁的父母和丈夫有时候都会问她,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言下之意,她明明可以、也应当走那条精英的道路。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步开始和原本所处的圈层分开的。她从名校电影专业毕业,闯荡了两年影视圈,觉得实在不适合需要大量社交和处理复杂人事关系的剧组生活,之后就坐进了绍兴路的小楼。

一坐下来,时间倏忽过了10年。

刚坐进来的时候,她还有些年轻文青的清高,只当这里是混日子的国企,不乐意搭理人。时间久了,她发现身边同事各有各的小世界。

“其实大家都挺文艺的,但也都比较内向,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又都比较排斥加班、没什么事业上的野心。平时相处也很融洽,办公室政治之类的,在这里肯定不会有,本来也没什么可争的……可以说我们都是有些边缘的人”。

这不是政治性的边缘,他们是自动地站在了时代的边角处。小楼外面在讲狼性、讲996、追求网感和热点,年轻人频繁跳槽。小楼里面轻声细语、埋头工作、到点下班、十年如一日,人员流动很少。编辑部还有一位七十多岁退休返聘的老编辑,像定海神针一样,定住了这片城市心脏不为人知的海域。

编辑部每隔几年开笔会,邀请全国各地的作者来上海培训、开会,这成了社恐患者见面会。

刘宁有次见一个作者,作者特别真诚,给她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不怎么好看的花瓶作为礼物;同时,作者也特别内向,他和刘宁相对无言,埋头吃饭。

笔会结束后,作者再也没有给刘宁投过稿。

“大概就是见光死了?”刘宁想不明白这件事。

这样的关系也很不“当代”,当代生活是要不断地建立新联系、维护旧人脉的,内向往往同时意味着内耗。但在《故事会》的系统里,内向者结成了无声的联盟,维持着让人安心的距离感。

刘宁现在和作者交流沟通,仍然是邮件一来一回的形式。据说过去的编辑会给作者打电话沟通,这个习惯在现在的编辑部也逐渐淡出。

其实投稿量还算是可观。刘宁的邮箱几天不看就会堆满几百封投稿的邮件,里面有不少是群发的笑话与幽默故事。

这又是一个当代生活经验以外的存在:这些老派的杂志往往都还保留着“笑话”栏目,于是有人每天会搜罗大量的笑话,群发给大量编辑,一旦录用,也能有个一条几十的收入贴补家用。尽管段子满天、脱口秀崛起的今天,那些笑话已经显得太难笑了。

刘宁会把这些邮件一一看过,基本上逐条回复,并选出还不错的故事,纳入审稿的流程:初审,复审,终审,分别要打分、还要写审稿评语,审稿评语简短,有稳定的句式。像是一个老派编辑部的本分。

最后的定稿还要审读一轮。审稿老师七十多岁了,有些年轻人的梗已经理解不了,大家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好像这在《故事会》是理所当然的事。

甚至这本杂志偶尔想要追热点都显得笨拙,八月的刊物,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了“拍一拍”的梗,像一个努力时髦的老人。

故事会风格的七夕祝福,图源@故事会官博

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新媒体矩阵,《故事会》的微信公众号粉丝接近80万,抖音和快手短视频也在持续地更新。但很少有完全原创的内容:这不是一家新媒体公司,旧的叙事根深蒂固,好像很难想象一个全新的《故事会》用新的方式讲故事。

“其实也有做过市场调查,调查大家究竟喜欢看什么样的故事。结果后来又不了了之,也没什么变化。”刘宁打了个比方,“感觉像一匹蒙住眼睛的马车跑过时代,但一直看不到时代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那个旧的惯性也太大,好像改变方向也很难……现在会不会已经跑到悬崖边上了?我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自己至少可以专心当一个好的编辑。而且时间久了,刚进来时怎么都看不上眼的故事,现在时不时地让她觉得“真的还蛮好看的”。

有时候她会带回去逼着丈夫阅读,丈夫闪躲着,不愿意看。

头号粉丝

图源《故事会》读者私人收藏

这样一本衰老的杂志,其实是有痴心的忠实粉丝的。

刘宁给我看《故事会》的粉丝群,里面正在因为一些观点的分歧发生口角。群主栾源表现得非常严肃,把吵架的人请出了群。后来才知道他是顾及到了刘宁的感受,“我不想编辑老师觉得,《故事会》的粉丝是这个素质。”

去年,《故事会》和电台合作办节目,听众组成了一个群,并像大多数活动群一样,几天之内迅速沉寂。

栾源感到很可惜,他建了这个新群,把看起来对《故事会》有兴趣的粉丝都拉了进来,像打捞一艘沉船上的零件,并且试图拼成新船重新入水。

几乎每天,他都会往群里分享《故事会》的故事,有时候会间隔几天,有时候会一天发好几个。

上滑聊天记录,能看到1995年7月刊的《死人说真话》、1989年8月刊的《夜走鬼谷》、1989年12月刊的《魂系狼窝口》……多是八九十年代的旧文扫描件,文件名里,刊号和标题清清楚楚。

这些都是栾源自己精选、扫描、整理的,但他不扫描全本,因为担心会“涉及版权问题”。这种顾虑并不仅是怕陷入纠纷,更是出于喜爱和尊重,正如他的分享行为一样。

文章的来源是他的个人收藏:1982-2005年的全套《故事会》,300多本,一本不差。但他表示这在圈子里算不了什么,他的收藏行为也是受一位书迷朋友的影响:

图源《故事会》读者私人收藏

“那位朋友人在浙江,是本地的拆迁户,家里有三套拆迁房,其中有一套专门用来存放两千多本《故事会》。”

图源《故事会》读者私人收藏

“相比之下,我的收藏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如果硬要说我有什么特别,至多是我有一些分享精神吧?这是有传奇性的杂志,但大部分人其实都看不到那些旧书上的故事,我想让大家看到”。

他有他的使命感,但有意无意地,他喜欢强调自己只是个“普通读者”。他的生活看起来也就是普通人的生活节奏:在上海青浦的互联网公司上班,安家在无锡,过的是每周往返一次的双城生活。上海到无锡的车程,是他翻看《故事会》的时间。

生活中他很少和人主动交流这个爱好,部分是因为“厕所读物”的标签一直存在,他不愿意被人误解;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对“痴迷”这件事显露出担忧,仿佛那是“正常”的反面。

栾源有时候在家看《故事会》时间稍久,妻子就要开始质疑他会否玩物丧志。

“其实没必要吧?从小到大好像大家都对‘看闲书’这件事特别敏感,我现在也是成年人了,又不会真的被这个影响生活”。

但栾源不愿意在这件事上解释太多,只是默默地把爱好的空间几乎全部放在了网上。也只有和同好交流时,他会表现出惊人的热忱和记忆力:

“真正的黄金时代是1984-1999年。那段时间刚从革命话语里走出来,言论出版上的限制也少,又不像现在网络发达,一个段子到处抄。那时候,精彩的故事都是很有独创性的。”

栾源和刘宁差不多年纪,小时候正好是《故事会》九十年代的黄金期,他在邻居家第一次看到《故事会》,字认不全,懵懂之间对于许多故事更是难解其意,只有短篇故事可以勉强一读,觉得有趣,于是囫囵地读了许多。

长大后偶然的机会,他开始搜罗旧书,其中包括旧的《故事会》,才发现那些过往的故事原来那么好看,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收集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困难,这是发行量巨大的国民杂志,每期都有几十几百万册流落在民间,在旧书爱好者之间的流动性也相当高,收齐一套需要的仅仅是精力、热爱和不多的钱。

几百本的《故事会》,他熟稔得可以随口报出年份-月份-篇名-情节:

“比如1993年2月刊的《血鉴》,也是当时的名篇了。故事讲的是两户人家非常交好,分别生了一男一女,也特别亲昵。结果某天小女孩去抱小男孩,失手把男孩摔在地上摔死了,悲剧啊……男孩的两个舅舅是地痞流氓,也没什么文化,一直蓄意报仇,假意原谅,后来设计把女孩也摔死了……很B级片的故事是不是?现在网上的小说、故事虽然多得不得了,但是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故事了吧?”

因为反复阅读,那些故事已经完全融入了栾源的生活。在生活中的许多时刻,他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情况好像在某个故事里见过”,又或是“想想故事里的人是怎么做的”。

“八九十年代,有很多讲述社会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故事,比如他们进城里工作,被人欺负、看不起,但最后又扬眉吐气的事。”他说出他的结论,“所以做人就要平等地对待身边每个人,不能看轻别人。”

这样的结论和见解并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像是每个人都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感悟。但有意思的是,栾源思维的路线往往会先经过《故事会》的站点。

他既生活在现实里,也对称地生活在那些故事中。

讲故事

1988年的《故事会》,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新一代读者听到这样被《故事会》影响人生的故事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接触的常是千禧年之后的《故事会》,受网络冲击太大,2004年之后的《故事会》被公认“越来越不好看”。只有老读者才能理解栾源看到好故事的那种激动。

盖玛雅后来也追溯过自己与《故事会》的曲折缘分:

1973年,她得到芬兰的奖学金资助,来到北大留学,成为了这本杂志最早一批外国读者,那时《故事会》还叫《革命故事会》,内容也多是政治宣传类型的革命故事。

1980年代,《故事会》开始以各类民间故事为主,这才激起了她更加强烈的兴趣。

1995年,她写信到《故事会》编辑部征求采访,被时任主编何承伟接待,从此一路下来,研究了多年。

盖玛雅还把《故事会》里的故事作为课堂的阅读和研究材料。尽管把那些文字翻译成瑞典语并不容易,但学生很喜欢。

这些故事是她看中国的一面镜子,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变,映射出来的都是中国的转变。

这种观察和大部分的老读者旧粉丝是暗合的。而八九十年代的兴盛,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讲故事”理论。

“黄金时代”的开始得益于接待了盖玛雅的前主编何承伟。他在后来的自述中提到,文革正式结束前,《革命故事会》满目都是不知所谓的意识形态宣传,他对此兴致缺缺,又痛苦又无力改变。只愿意经常出门转转。

某次在四川出差的途中,他偶然听到当地人“摆龙门阵”讲一个捉鼠大王捉老鼠的故事。四川方言特有的幽默感和讲故事人的叙事能力,把所有听众都迷得入神。

他问自己,这样单纯又愉快的讲故事模式,能够在全国流传开吗?

随着文革的结束,1979年,《革命故事会》改回了《故事会》的本名。“黄金时代”开启了,核心的精神是:反馈普通人的心声,保持口头文学的特色,并且重视收集民间的故事和传说。

何承伟还带领编辑团队集体撰写了一本《故事理论及其技巧》,“口头性”是被强调的重点,从此《故事会》的故事有了基本的调性:

它不同于艰深的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它本来就是为了口头传播而存在的,必须简单、动情、引人入胜。

今天的“故事”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非虚构、个人志、影像故事……但是《故事会》的故事更像是维持了某种古典的故事结构:口头的、传说的、曲折的、冲突的,并且有现实生活的底色。

栾源未必知悉这些内幕,他对此的认知相当实践派:1988年5月刊的《山村风流事》,讲的是一个封建社会中悲惨的老太太的故事。

他看完之后很受震撼,于是上网拼命搜寻相关信息,想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发生过。

出乎意料的是,在一层一层深入的检索中,他竟然找到了当年作者的联系方式。他兴奋不已,特意打电话过去,就为了问一句“你当年写的故事,是真实的吗?”

当年的作者已经退休,他亲口证实,故事是虚构,但原型确实存在。

这次神奇的遭遇让栾源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喜欢找到了更坚定的理由:

“虽然现在网上什么样的信息都有,但人真正爱看的始终还是最通俗、最日常的故事。《故事会》的故事都是生活当中来的。即使不是真的,也会有一个真的背景。”

《故事会》的存在本身就是《故事会》的史料,栾源是从完整的收藏里面找到发展脉络的普通人。读得越多,他觉得自己越能理解这本杂志——不仅是了解,而是理解。理解这种接地气如何覆盖大部分人的生活,理解自己为什么会为那些故事着迷。

入迷的时候,本质上来说,他就是在街头听别人摆龙门阵的人。

那样的讲述可能永远不会真正地消失,但在今天却式微了。传播效果最好的是10多秒的短视频:直接把所有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浓缩在一个节点上。

只要一个晚上,可以刷完成百上千条只有高潮的故事,人们甚至不再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

刘宁说,明年,编辑部就要搬家了。母公司世纪出版集团想要打造一个更加集中、更加新潮的出版园区,把旗下诸如《故事会》《咬文嚼字》等分散在市区各个角落的杂志编辑部放在一起。

上海市中心绍兴路寸土寸金,这栋小楼会被开发出别的商业价值。等到了明年,这里可能会成为CBD节奏的一部分。

那套缓慢得像在深海一样的时间系统,也会被一起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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