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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建议中国减少社会福利开支 蔡昉:开错了药方

“2020中国财富论坛”于2020年8月22日-23日在青岛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在谈及“全球经济停滞”这一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去年的一场对话中,曾把根本原因归结为全球的老龄化趋势,并且认为“社会福利支出太多”导致了这一问题,因此,解决的办法就要遏制住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

格林斯潘还认为,由于中国老龄化的加剧,社会福利支出也在加快,这会挤压储蓄,导致投资不足,生产率不能提高等等问题。“他暗示的政策含义就是中国不要增加用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上的公共开支,至少他说不要像美国那么多”,蔡昉表示,“可能他诊断对了病症,但是开错了药方,至少对中国是开错了药方”。

蔡昉表示,老龄化是全球趋势,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有一些特殊的国情,比如中国是未富先老,可能面临特殊的挑战。

在其看来,老龄化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减速的情况下,加上收入分配的恶化,富人虽然有钱,但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穷人想消费,但是没有钱,因此,只好被迫储蓄。

当储蓄大于投资意愿时,就导致了“三低”:低通胀率、低利率、低经济增长率。以“三低”为代表的美国经济的趋势,可以波及到所有发达国家,因而也就是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就是长期停滞。

谈及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蔡昉表示,不会V字型复苏,“经济衰退非常快,但是复苏的时候会慢,迟迟不来。因此,至少在底部的时间会很长”。他强调,逆全球化趋势、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很可能因本次新冠疫情加速、加重、加深。而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所面临的挑战,又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在一个更恶劣的环境中进行。“因此,全球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重”。

从中国内部来看,“未富先老”成为了一个重要国情。“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可能构成我们未来的国情,也是制约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蔡昉表示,人口的变化会经过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这部分人增长快、规模大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非常强。当到零点、或负增长时,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到潜在增长能力,人口红利消失。他称,我国2010年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已经出现由正转负。

第二个人口的转折点是总人口的从正到负。蔡昉介绍,据学界预计,2025年-2030年间,我国总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

据其介绍,目前全球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有20个,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与同等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表现是差的。此外,人口增长从正到负的转变之年前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

“我认为,这是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做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但是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增长,还是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需求因素不能达到潜在增长能力的话,增长速度下滑的速度就更快了”,蔡昉表示。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们的需求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发挥,但是我们要继续改革,我们要比较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全球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可能会遇到需求的制约,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都达不到的话,那我们可能下行的速度就更快了”,蔡昉直言,这就是为什么要“两个循环”,主要是为了挖掘需求。

在其看来,如何应对三个主要的需求因素,是实现双循环的最根本的政策着力点。

外需方面,蔡昉表示,外需仍然重要。我国应该牢牢地利用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连接性、韧性,坚定地不脱钩。

投资方面,蔡昉认为,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是正常趋势,同时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凸显。

第一,过度依靠投资实现高增长是高增长时代的特征,而不是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

第二,我国潜在增长率长期向下,按照同样的逻辑,长期向下的趋势是“回归到均值”。

第三,我国外部环境、全球长期停滞还在继续发生,去全球化可能会加速,因此投资贡献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长期高于其它经济体的投资贡献必然会下降,这可能是必然趋势。

消费方面,蔡昉表示,我国消费贡献长期以来比其它主要经济体低,特别是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的消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更重要的拉动经济的需求因素。因此,这应该也是关注重点。

蔡昉指出,居民收入有三个要点:收入的增长、收入的分配、再分配。蔡昉强调,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总体来看趋势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时期跑赢谁是不一样,未来我们必须保持至少同步,否则很难长期可持续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要求。

同事,蔡昉表示,政府应该大幅度地加大再分配力度,才有可能和收入分配、收入增长一块儿支撑中国的内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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