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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双循环”是中国战略再定位

原标题: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双循环”是中国战略再定位

魏建国认为,“双循环”是中国在中长期内主动推动的战略再定位,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最起码是20年到30年中国经济总体布局的路线图。中国需要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并进而支撑更...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今年“两会”以来,中国频频提及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如何理解其历史定位和内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否会回到自力更生的封闭时代?贸易领域“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模式将发生哪些改变?海外农产品、高科技的引进能否保证?外需疲弱是否会引发产能过剩?国外封杀华为、Tik Tok带来什么后果?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中长期中国经济格局再调整

《21世纪》:中国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哪些考虑?

魏建国:首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多。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跨国贸易投资大幅萎缩。

同时,一些国家将产业空心化、贫富悬殊、国内撕裂的结构性问题归咎于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民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大幅抬头。

其次,中国经济已转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为齐全的制造业门类,中国也正在孕育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并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问题都是中长期问题,“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正是基于持久战的考虑作出的长期应对准备。中国需要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并进而支撑更高水平的外部循环。

《21世纪》:如何理解“双循环”的涵义?这一格局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魏建国:首先,必须认清的是,这一格局并非短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选择,而是中国在中长期内主动推动的战略再定位。

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认为最起码是20年到30年中国经济总体布局的路线图,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一个方向性纲领。

在内容上,“国内国际大循环”绝不仅仅是有些人理解的外贸、FDI等领域狭义上的对外循环,它不仅包括货物、投资的循环,还包括人员流动、技术扩散、产业链延伸、货币流通、信息与数据流动等诸多方面的大循环,其范围更广,领域更宽,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

它不仅着眼于对外开放,更着眼于培育国内消费,扩大国内市场,进一步推动国内一系列改革。

《21世纪》:有些人担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否会回到自力更生的计划经济时代,怎么看这种担忧?

魏建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是一味只强调自力更生、排斥开放、闭门造车。

首先,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已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最坚定的捍卫者。

其次,历史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这一信念是深入人心的,经历过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一点国内外大可放心。

其三,内循环与外循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叠加、促进的关系。中国是在对外开放基础上推动的内循环,内循环的增强也将支撑中国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外循环”,二者不可割裂,更非相互矛盾和对立。

内外循环是优势互补的,通过内外循环的双轮驱动,将发挥1+1>2的叠加效应,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引擎。

今年中国或成全球最大

消费市场

《21世纪》:在外贸领域,中国长期以“两头在外”的方式参与国际大循环。在进口端,中国在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等方面对外依存度较高,是否担心这些领域存在国际供应上的不确定性?

魏建国:疫情之下,少数国家确实对粮食出口设置了限制,但只是极个别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更期待的是打开其产品进入中国的大门。

在这些初级产品上,中国已实现进口市场多元化,“东边不亮西边亮”,中国能确保买得到、买得起、运得回。比如,中国在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的铁矿砂,但并不意味着只能从这里进,中国也完全可以从拉美等其他地区进口。

“断供”的风险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当前美国正以冷战时制定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规则管制高科技产品出口,推动与中国的脱钩,并联合其盟友围堵中国。

实际上,这种封锁只会两败俱伤。比如,高通、英特尔、思科等产品在很大程度依赖中国市场,而且很多产品是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高科技产业需要研发,更需要超大市场的验证与反馈,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短期内,中国企业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但这种遏制将激励中国在自主研发上投入更大的精力。而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旦中国在研发上取得突破,国外会迅速调整姿态,争相降价售卖这些产品给中国。

从长期看,科技创新没有国界,也更需要国际合作,总想着封锁、围堵他国只会作茧自缚。

《21世纪》: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是否会引发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中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哪些潜力可挖?

魏建国:所谓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大多是在低端、低效的领域,源自各地一窝蜂式的同质化竞争。但是,在很多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产品、新业态上,中国绝非产能过剩,而是产能不足。这也正是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打造双循环格局的主要抓手,是落实这一战略的一条主线。

在外需不确定性增加的同时,中国正推动出口转内销,更加重视内循环。这是因为中国已形成一个以四亿中产阶层为支撑的超大规模市场,目前美国市场总量为6.9万亿美元,中国去年消费市场已破4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6.4万亿美元,今年有望破4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然而,这一市场还有很大潜力没有挖掘出来。一方面是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稀缺,比如医药、教育、养老、旅游、金融等很多行业高端供给严重不足,服务水平较差,中国需要推动这些领域的开放,发挥鲶鱼效应,扩大这些市场。

另一方面,一些内循环还存在着体制机制上的堵点,比如各地对于汽车消费设置了很多限购、限行等措施,抑制了汽车消费,而这又抑制了出行、旅游、餐饮等一系列其他消费,因为消费是相互触发的。这需要加快改革,打破这些体制性束缚。

中国成外商投资避风港

《21世纪》:美国声称将封杀由中国公司开发的Tik Tok,这或将迫使中国公司剥离Tik Tok在美业务,近日印度也封杀了包括Tik Tok在内的59款中国APP,你对此怎么看?

魏建国:首先,美印等国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不仅影响中国企业投资这些国家的信心,也增加了其他国家到此投资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些软件完全是按市场化操作的,也通过了市场检验、深受青少年欢迎,这些政府却以行政手段肆意打压市场行为,反映了其一直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虚伪,这也是其堕落、缺少自信的象征。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美欧等国不断收紧海外投资审查,滥用国家安全借口,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投资合作上开始更多地考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对此要高度警惕。

《21世纪》:在投资领域,一些国家正在推动企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审视其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是否担心出现“外资撤离潮”?

魏建国:近年来,全球FDI大幅下滑,已从最高的1.9万亿美元下滑至1.4万亿美元,疫情之下,今年这一数字甚至可能跌破1万亿美元。

然而,上半年中国的外资数据不断回升,二季度中国利用外资增长了8.4%,今年有望超过去年的规模。我认为,中国不但没有出现“撤离潮”,反而正在成为外商投资的“避风港”。

我和美欧日韩等外资商会沟通,从来没听到他们要撤离的声音,相反,他们期待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以扩大在华投资。埃克森美孚、巴斯夫、特斯拉、宝马、大众都在加大在华投资力度,这些企业会“用脚投票”来回应这一问题。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保障了供应链的畅通。另一方面,中国日益发展的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是这些公司无法拒绝的,即便有些国家在政府层面施压他们搬离中国。此外,中国正在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新外资法,大幅改善营商环境。

《21世纪》:如何看中国国内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魏建国: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也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这保证了国内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也增加了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但是,中国供应链在稳定性与竞争力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在核心零部件、元器件等环节存在不少受制于人的瓶颈,此次疫情带来的断供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凸显了这些问题。

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未来,在推动国内大循环时,要尽可能稳链、固链,提高国内供应链抗冲击能力。同时,要延长国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使其尽可能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此外,还要提升产业链的竞争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其发展,同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基建”的机遇,推动产业升级,锻造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

(作者:夏旭田,李文华 编辑: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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