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凸显“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大意义，让全社会对“健康经济”发展空前重视，也对健康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和相关研究，提出更多任务与挑战。 在此背景下，2020年9月19-20日，“第三届中国健康经济发展论坛”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
赵忠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
赵忠提到，整个疫情的传播已经完全突破了国家的界限，整个世界处在地球村的概念。
他表示，地球村背后是技术的进步，带来人员交流的频繁以及货物大量的贸易，移动速度、交通速度很快速，总而言之，时空距离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很遥远的地方变成进行交流很近的地方，时空距离缩短了。“地球村”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赵忠将其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个人。疫情导致个人的人力资本以及工作时间的减少，不仅包括当期的工作时间，也包括生病以后有效健康寿命的时间减少。
二是企业。经营方式导致经营成本上升以及利用的下降。
三是市场功能。这次新冠肺炎更突出反映的是市场功能，新冠肺炎供货商和客户没法再维持以前的关系，但是新的市场信息没法反映在供需双方，换句话说由于新冠肺炎打断供需双方市场匹配机制，导致生产没法进行。非药物性的控制措施是很重要的手段，导致社交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口流动，也必然会导致货物的流动产生影响，劳动要素和生产要素的流动配置都会受到影响，配套服务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局部也包括全球，附加在一起的话，就造成了短期内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暴露了全球化脆弱性，也造成了逆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国家全球化在贸易过程当中得到的收益会受到损失。
赵忠表示，“从全球治理的框架说，在全球治理上面并不是很成功的。框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别机制，如世界卫生组织。二是跨部门的机制，我们国家很成功的地方是武汉疫情爆发之后的领导小组，卫生部门、经济部门等各个部门都统一起来。在世界治理框架下面启动跨部门的机制，WHO关注狭义的公共卫生，不关注经济、货物，也不关注产业链，必然使治理目标和很多国家的目标是不相一致的，也不可能取得很优秀的效果。”
他认为，“跨国别的激励机构也是在WHO的框架下，惯例法规也有所进展，03年非典以后，出台了《国际公共卫生条例》，信息交流也有机制。但是现在的主体是国家，由于外部性采取的行动不一定符合惯例的发挥，但是WHO对于国家政府强制的执行力，在以前发生疫情的印度尼西亚，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病毒样本，有的国家会积极提供数据。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不管是病毒还是数据，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关乎这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从自主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方面。”
他表示，“如何消除国家的担忧，病毒和感染者相应的身份信息转给世界卫生组织之后，会不会被其他敌对国家利用，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仍然处在空白的区域。很重要的解决办法是要发挥大国的作用，联合国成立以后，五大常任理事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病毒对人类的危害和构成的威胁，并不少于区域性的冲突，但是以WHO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框架上面，在权威性和能力上没法适应全球情景下的全球治理的需要。”
此次会议由将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医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
以下是全文实录：
赵忠：非常高兴今天参加第三届中国健康经济发展论坛，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们学院作为主办方，很荣幸参与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毛院长也讲到了吊桥效应，疫情发生以后，不管是人类物流还是国际贸易数量都发生了很大的下降，从所有的研究不管从以前还是现在，控制人口流动都是很有效的公共政策手段。
关于地球村：整个疫情的传播已经完全突破了国家的界限，整个世界处在地球村的概念，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1964年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提出“地球村”的概念，畅想了很多的场景，在今天几乎都逐一实现了。
地球村背后是技术的进步，带来人员交流的频繁以及货物大量的贸易，移动速度、交通速度很快速，总而言之，时空距离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很遥远的地方变成进行交流很近的地方，时空距离缩短了。
“地球村”反映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循环，以前是生活在村落里面，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交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再到现在，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推动了所有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交流进一步加深，整个地球成为一个村落。
地球村成为一个村落的话，从好多方面来讲，国际贸易全球化以及产业分工，在坏的方面讲，对于公共卫生尤其是发展传染病情况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挑战和很难处理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2016年Adda研究法国高铁开通收益和成本，开通高铁之后带来时间的节约以及通勤方便，从时间上节省收益大概是1亿欧元/年。当时没有新冠肺炎，主要疾病是流感，由于流通速度和范围的扩大，让传染的机率大幅度的上升，由于技术的进步也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高铁开通造成了传染病导致的健康成本大概是8000万欧元/年。地球村就是一个双刃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遍布全世界国家和地区，总量达到3000多万，死亡人数接近100万的样子。
但是对于健康的影响也是公共卫生危机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与人相关也有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于几个主要的国家，西部主要的经济体以及金砖国家可以看出来，2020年上半年增长率和2019年上半年增长率的比较以及与金融危机的增长率，这次新冠肺炎带来对经济的影响超出了2008年次贷危机造成的影响。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这次新冠肺炎一方面反映出公共卫生体系治理的脆弱，同时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产业链、工业连和贸易体系不完善，受到外部冲击时有效运行的机制。
健康在历来经济学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会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次新冠肺炎公共危机事件对经济造成大的下降，我认为会分成几个层次。
一是个人。导致个人的人力资本以及工作时间的减少，不仅包括当期的工作时间，也包括生病以后有效健康寿命的时间减少。
二是企业。经营方式导致经营成本上升以及利用的下降。
三是市场功能。这次新冠肺炎更突出反映的是市场功能，新冠肺炎供货商和客户没法再维持以前的关系，但是新的市场信息没法反映在供需双方，换句话说由于新冠肺炎打断供需双方市场匹配机制，导致生产没法进行。非药物性的控制措施是很重要的手段，导致社交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口流动，也必然会导致货物的流动产生影响，劳动要素和生产要素的流动配置都会受到影响，配套服务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局部也包括全球，附加在一起的话，就造成了短期内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暴露了全球化脆弱性，也造成了逆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国家全球化在贸易过程当中得到的收益会受到损失。
陈希老师讲经济学对传染病的特征，如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到个人的行为。经济学给大家提供的内容，超过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对组织、对企业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不同的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也受传染病基本经济学特征的影响。疾病什么时候发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新的传染病可能是未知，甚至只能掌握部分的信息，不同的国家之间对信息的了解也会存在着差异。
传染病外部性也会必然影响到组织和国家的决策。在新冠肺炎高峰时候3月份、4月份，学术界、媒体、政府讨论，欧洲或者是英国国家采取放任群体免疫的策略，中国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背后根源以及争议的焦点，不同策略之间不协调，必然会导致部分的行为转到部分的国家。外部性不仅影响个人在传染病流行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方面，也会导致在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时有不同的行为或者是行动。
国家的确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也有它的财政约束和医疗条件，也受到文化、法律和制度等约束，目标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陈教授也提到了，从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来看，怎么样平衡健康和经济？从国家的范围来看也是更广泛的，采取的公共政策行为不仅仅是涉及到国家本身国民的健康安全，也涉及到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进行平衡。
像中国、美国比较大的国家采取的行动，在国际上对国家利益会采取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中，面临信息不对称不完善，面临外部性的时候，通常会导致市场失灵的状况，国家最优不是全球最优，国家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过程当中同样产生类似的情况，都采取针对于自己的措施，在短期来看可能是对自己是有利的，但是从全球观点来看，并不是最优的安排，反过来的话当时采取所谓的最优策略仅仅是低端的均衡，不是高水平的均衡，在恶性循环里面困在困境的状况。
公共卫生与条件有关系，与床位数和医生数也有关系，但是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口的流动、戴口罩都没有反映在基础医疗条件上面。
七国集团和金砖五过各国医疗条件与新冠肺炎病例，圈的大小就是千人大小就是国家发病率的规模，纵轴就是每千人的病例数，横轴是每千人医生数。很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到国家公共卫生防疫成功，也就是大家都有共识的地方，对比很明显。
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医疗状况变量控制住后，看国家真实的发病率根据模拟模拟出来历史的发病率，残差做出来，残差负的话做得比较好，通过非医疗手段，减少人口流动、增加社交距离等。有的国家在现有医疗条件下，但是残差发病率大于流行病学的数，肯定做得有不足的地方。世界各国的表现并不是很一样，中国、意大利、法国都是比较好的。如果俄罗斯、美国、巴西、印度、英国采取相应的手段，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各个国家才略的策略不一样，我们是地球村的时代，新冠肺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新冠肺炎是常态的存在，地球村时候人际交往、货物的流动不停创造出输入的风险，例如北京新发地，不知道是什么引起，有可能是由于货物引起的。瑞丽是由偷渡边民引起的，在地球村时代，不是一个国家成功的，而是所有都要成功。
从全球治理的框架说，在全球治理上面并不是很成功的。框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别机制，如世界卫生组织。二是跨部门的机制，我们国家很成功的地方是武汉疫情爆发之后的领导小组，卫生部门、经济部门等各个部门都统一起来。在世界治理框架下面启动跨部门的机制，WHO关注狭义的公共卫生，不关注经济、货物，也不关注产业链，必然使治理目标和很多国家的目标是不相一致的，也不可能取得很优秀的效果。
跨国别的激励机构也是在WHO的框架下，惯例法规也有所进展，03年非典以后，出台了《国际公共卫生条例》，信息交流也有机制。但是现在的主体是国家，由于外部性采取的行动不一定符合惯例的发挥，但是WHO对于国家政府强制的执行力，在以前发生疫情的印度尼西亚，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病毒样本，有的国家会积极提供数据。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不管是病毒还是数据，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关乎这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从自主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方面。
如何消除国家的担忧，病毒和感染者相应的身份信息转给世界卫生组织之后，会不会被其他敌对国家利用，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仍然处在空白的区域。很重要的解决办法是要发挥大国的作用，联合国成立以后，五大常任理事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病毒对人类的危害和构成的威胁，并不少于区域性的冲突，但是以WHO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框架上面，在权威性和能力上没法适应全球情景下的全球治理的需要。
关于科研与教学：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发展也有着很长的历史，传统来看公共卫生是多学科的体系，人口的流都方式等等会影响疾病传播以及控制，本质上是多学科的概念。在地球村时代的公共卫生就超于传统的公共卫生的多学科的概念，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在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全球角色越来越重大的情况下，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课题的研究，都成为了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全球治理框架是什么样的形式呢？不像是一个市场是无数小企业形成市场平衡，更像几个寡头大的联合国的机构。
